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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窗口》 黄永玉
文、图 | 罗雪村
一
北京站前街边上过去有条二三十米长的小胡同,叫“罐儿胡同”。
60年代,黄永玉一家四口搬到这儿。虽是新家,但“有窗而无光,有声而不能发。言必四顾,行必蹒跚,求自保也”。如此窘境,如此不堪,三两句话难以道清。说起有窗而无光,“文革”期间,他家被人占去,只留下很小一点地方,因邻家的墙堵住他家的窗,屋里白天也要开灯,否则度日如夜——他是多么渴望一个能迎接阳光看到鲜花的窗户!
想象在1967年那些压抑的日子里,这个“暗藏的反革命分子”在被批斗、挨打之后,怎样走回罐儿胡同自家的“罐斋”,在怎样的情境心境下,画了一个两米宽的大大的窗口,以舒展心胸。
80年代,冬去春来,他把这幅起名《窗口》的画送给挚友,补记曰当年“作此以自慰,然未敢奢求如今日光景耳”。窗外红黄两大丛灿烂的鲜花,红色不知什么花,黄色是迎春花,正沐浴阳光盛放!忽然想起神笔马良,这世上要真有那神笔该多好!
至今留有一本购于1990年5月的《罐斋杂记》,不仅喜欢他寓言式的文和画,也似乎意会了“罐斋”二字里他的自嘲与他讽。
《罐斋》 黄永玉
“当时他的一家,他们夫妇和一双儿女,住在一座破宿舍楼的一间半房子里,那儿离北京站很近。我们成了好朋友,我和乃迭每周要去他家两三次,一起聊天并且在他家吃饭。通过他这个中介,我们结识了其他许多画家,并且和他们都成了朋友。”——杨宪益
《冬日北京站》 作于80年代
70年代,常去北京站候车大厅画人物速写,也常穿行于站前胡同,那时候黄永玉先生一家尚住在罐儿胡同。
近日走访北京站前,得知罐儿胡同早已变身高楼巨厦。铅笔 2024年4月速写。
1999年4月,在通州“万荷塘”和友人、同事与黄永玉先生。
罐斋之小与万荷塘之大,可见时代之变。
顺义太阳城黄永玉先生寓所 钢笔、水彩 2020年速写
二
1977年到北京幻灯制片厂美术组工作,遇见一位老师叫汪钰林。
汪老师是黑龙江宝清人,那地方极荒极寒,可天高地阔,一个孩子可以充满幻想,活得无拘无束。
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校,他入关考取,成为首届学生。
1959年人民大会堂落成,次年,他为西藏厅创作大型壁画《西藏的新生》。
……
然而,时代蹉跎,他也难逃命途多舛。
那时,我被他的美妙绘画、也被他的无拘无束吸引,时常走进他在西直门内大街51号幻灯制片厂院内的家。
怎么形容他的家呢?借用他的描述:“‘文革’后期,刚从湖北‘五七干校’回到北京,住在办公楼底下窄条小屋里。我自己捡些碎砖片瓦,弄了一些白灰沙子,搭了间四平米的小屋,安裝了一扇破旧木板门……”
在这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屋里,常有亲密同事过来与他偷偷议论时艰,探讨世道与人性……他也常给我讲他的老家北大荒,讲那儿的冬天,冰天雪地,一望无边,白茫茫里一个小黑点…………很让我神往。
“是在写生吗?您在北大荒,怎么学的画画呢?”
“这要感谢云彩,感谢大自然。小时候放牛,骑在牛背上,望着云朵,一看就是半天……”
再说那间小屋,昏暗得不能再昏暗,他曾为小屋写过打油诗:
吾住半间二等房
不透空气不透光
顶上落土地冒水
夏夜闷闷冬夜凉
屋里刚挤一张床
纸笔墨砚堆床上
欲辨形影识浓淡
自己动手开个窗
一个人没有什么,不能心里没有光。
从自己开的小窗,他看见:
高空大雁一行行
窗外百花正怒放
吾悔荒逝十五载
苦泪滚滚汇汪洋
《自己动手开个窗》 汪钰林
好在,他赶上了回春时代。
他重返母校任教授,又重新忙碌于创作与教学。每次见到他,都会被他热烈的激情与浪漫的理想所感染。有时,在《如歌的行板》旋律中,他会回忆那间“不透空气不透光”的小屋,讲起那个斗争年代,他的老师祝大年先生知道他的住处后,经常从白家庄坐公交车来小屋看他……还有老师张振仕先生也常來……邱陵老师更是一到周日就来。他说自己处境不好,別影响老师……老师们不在乎,说“你不是坏人,我们不怕……”“可老师来,我都沒有条件在家请老师吃个饭……”
《画家之家》碳铅笔 1979年6月速写
《汪老师》 碳铅笔 1979年5月速写
故事发生的那个非常年代已经过去,但清晰如昨。
黄永玉先生去年走了——什么样的绝境、低谷、败局,都会在活到99岁的时候变成笑话。他正好活到九十有九。
汪钰林老师健在,抚今追昔,他一半清醒,一半释然。
比起上一辈画家从前的生活,我们现在住着有窗的房子,但已无心去看“高空大雁一行行,窗外百花正怒放”,因为——眼睛里无光了……
(写于2024年5月3日)